信仰教育是一项理论性很强的艰巨任务。

我们传统的信仰教育的主要方式是：灌输。

不能完全否定灌输的效益和作用。对于年龄小、意志弱、阅历浅的少年们来说，灌输往往是必须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手段。

然而任何方法都有其适用的具体时空条件。灌输实际上是为了统一某种思想而不得已采用的简便方法。对于传授科学知识来说，灌输是最能取得大面积成效的。但对于信仰教育来说，是培养少年寻找真理的能力、培养他们自己建立信仰大厦的本事，还是把前人的结论，把成人所认为的真理直接交给他们，硬性塞给他们。这个区别是相当大的。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教育出“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但没有一个是“灌输”出来的。他的因材施教法千古不衰。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灌输犹如大面积的浇地。难免有许多局部照顾不到。尤其是灌输过量，往往适得其反，真理也会被误视为谎言。青少年的逆反心理是人的一生中最突出的，他们一旦厌恶了某种不能令他们信服的说教之后，就会在心灵的记忆库中储存下一个否定的号码，再想让他们改变这个号码的性质，恐怕就事倍功半了。

与灌输相对的方式是：启发。

灌输是把学生当作半机械的被动的客体，而启发则是把学生看成其有主观能动性的主体。不敢启发学生，既是不相信学生，也是不相信自己。既是不相信自己的能力，也是不相信真理的力量。

由于学生的素质不同，启发可能会使学生发出各种千奇百怪的思想，但这些思想是真实的，是经过思考的结果。学生们可能会走弯路，可能会产生许多错误、糊涂的认识，但通过这个途径达到真理后，他才会感到真理的力量、真理的宝贵，这比起不经过这一途径而直接得到真理，意义是绝对不相同的。

所以当代中学生的信仰教育，一方面要注意中学生这个年龄特点，另一方面则要牢牢把握住当代性。

把握了中学生的年龄特点，就不能搞成人化的或儿童化的信仰教育。

成人的信仰是定型的、稳固的，对他们的信仰教育需要采取理论化的、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相结合的全方位的形式。

儿童还不具备信仰的心理素质，对他们信仰教育主要采取灌输一些公认的伦理道德观念、引导他们熟知一些杰出的偶像，培养他们进行道德行为的习惯方式。

而中学生处于少年期和青年初期，既有成熟的心理特点，也有幼稚的心理特点。一方面由于体力、智力的迅速发展，已具备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和自觉性；另一方面，经验不足，情绪多变，依然存在幼稚性、依赖性、冲动性的一面。这就要求教育工作既不要把他们当成小孩子，也不要把他们看成是成熟的青年。把握这个“度”是具有一定困难的，这也正是中学生信仰教育难以论述得井井有条的客观原因之一。

中学生的原初偶像和信仰是很重要的。当中学生开始有了自己的信仰和崇拜需求的时候，如果第一批偶像是鼓舞他积极向上的，那么对他以后的发展是益处颇大的。如果第一批偶像是低级的，那么他的志向和学业就会发生较大的问题，以后的矫正也是困难的。

南宋的教育家朱熹说：“为学先须立志，志既立，则学问可次第着力；立志不定，终不济事。书不记熟，读可熟；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无着力处。”

人们常说自古英雄出少年。这些少年英雄多数是原初信仰是崇高的，从小立下雄心大志，这样，他的个人意识就有目标性，他就会集中全部注意力，鼓起满腔热情，振作起精神和意志，努力达到目标。所以，励其志，方能壮其行。中学生信仰教育的第一步是相当重要的。

比如有的学校，对不同年级的学生，采取不同目标的教育方法。对初一学生，号召他们迈好中学第一步；初二正是告别少先队，争取入团的时期，号召他们迈好青春第一步；初三阶段面临毕业，学生已开始考虑一些前途问题，所以就号召他们迈好理想的第一步，做一个合格的初中生。

而我们以往的信仰教育，常常忽视了这个第一步，总是等学生的信仰发生了一些问题之后，再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我们不难认识到，中学生的信仰和崇拜是与他们的自我意识成正比例发展的。因此，中学生的信仰教育也应该从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自我意识入手。

首先，应当把他们的自我与社会沟通起来。沟通的手段就是他们认同自我在这个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他是初一、初二的学生，是共青团或是少先队员，是班长或是体育委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二十一世纪的一名少年。他明白了自己的人生坐标，才会明白自己应该追求什么样的偶像。有些中学生崇拜的偶像十分可笑，就是因为他们不明白自己的社会角色。不是把自己当作古人，就是把自己当成父母那一代的人或者是当成外国人。

自我与社会沟通了，他们才会选择那些有功于社会的偶像。毛泽东在青少年时期，就立志把自我奉献给中国社会的改造，所以，当他读过《世界英烈传》一书后，对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等人十分崇拜。他取了个笔名，叫“子任”，要以拯救民族、振兴民族为己任。

帮助中学生树立第一批良好的偶像，然后再反过去刺激他的自我意识，把社会的精神力量化作他内部的精神动力，保持他们在信仰航道中的良性循环，这是信仰教育的理想开端。

然而对刚刚开始从混沌到有序的当代中学生，这个理想的开端大概是期望过高了。

我们的教育工作者本身的信仰素质大多是好的。但是从整个社会来看，在信仰问题上言行不一的现象太多了，这也是当代中学生信仰教育面临的棘手难题之一。

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当今社会风气不正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大量的教育者是口头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要求别人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而他自己却一点不做。讲演、发言时头头是道，出门时顺手就带走一个茶杯。中学生纯洁的心地最不能承受这种污风的熏染。他们耳朵听着高尚的事迹，心里浮现出的却是另一番情景。上海市某中学就曾有一名高一男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上说“哲学全是空话！”其实，这名学生未必真的认为哲学是空无一物的废话流水帐，他的意见实际是表达了一种愤慨。如果社会上流行的是一种假大空式的信仰，那么怎能让中学生的自我意识去接受这种对他们毫无益处，只能使他们的自我与社会越来越疏离的信仰呢？

也许，这是一个永恒的走不出去的怪圈。

但是一定要争取走出去，为了中学生，为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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