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平等在地方歧视的自然冲动面前成了一种奢侈品，谁来遏制地方歧视？答案只有一个：中央政府。既然中央出台了保障随迁子女中高考权利的工作意见，就有义务将其贯彻落实下去，尤其是督促北上广如实履行工作意见的要求，而非坐视任何地方在眼皮底下公然藐视自己的权威，任其剥夺随迁子女的平等受教育权。

近日，北京市属中学纷纷召集初三随迁子女家长开会，要求签署报考中职的协议，否则不允许在北京继续就读。这项措施当然是在落实去年底北京市出台的异地考试政策，但是它对于北京市的所有随迁子女释放了一个长期歧视的危险信号：不仅今后两三年内正在北京上高中的随迁子女就读地考大学的问题无法解决，只能考高职，而且北京市高中将从此对没有京籍户口的学生关闭大门；如果在初中之后想继续在北京就读，只能读中职。换言之，非京籍随迁子女将不能指望在北京上高中、考大学。

北京市的这项政策明显违背了去年八月底《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意见的通知》。该工作意见的目标是为了“做好进城务工人员及其他非本地户籍就业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中考和高考（以下称随迁子女升学考试）工作”，可见国务院及其部委明确要求各地政府解决随迁子女的中考与高考；工作意见中的“升学考试”就是指中考与高考，而绝非仅限于中职与高职考试。虽然工作意见确实授权地方考虑“城市功能定位、产业结构布局和城市资源承载能力”，但是无论地方考试条件如何苛刻，这种考虑总不可能授权地方完全剥夺随迁子女在就读地参加中考考的权利。

北京市的有关方案不仅只限于规定随迁子女的中职与高职考试，完全没有提到随迁子女的中考与高考，从而构成明显的政策不作为，而且在落实过程中明确要求随迁子女放弃中高考，只能选择中职或高职，否则就必须回原籍上学。这是对随迁子女受教育权的严重剥夺，显然不符合工作意见关于各地考试方案必须“有利于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公平受教育权利和升学机会”的要求。众所周知，绝大多数随迁子女肯定不会满足于中高职教育；他们的求学目标是在父母工作所在地读高中、考大学，获得和本地户籍子女同等的受教育机会。然而，这一机会却被北京市的考试方案完全剥夺了。即便随迁子女选择就读收费昂贵的私立高中，他们仍然没有资格参加北京的高考。

更令人惊讶的是，北京市方案对随迁子女的中职考试设置了父母在本地工作、居住和参加社保满三年的苛刻条件，对参加高职考试的随迁子女则要求其父母在本地工作、居住和参加社保满六年。中央工作意见确实要求各地考试方案“根据进城务工人员在当地的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和按照国家规定参加社会保险年限，以及随迁子女在当地连续就学年限等情况，确定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具体条件”。这一要求对于随迁子女在就读地中高考方案是必要与合理的，而北京市却将此条件沿用于中高职考试。事实上，许多中职或高职学校因为生源有限、招生困难，原来对外来人员就学并没有设置此类条件。北京市方案不仅没有解决随迁子女的考试问题，而且为他们就读中高职人为设置了更高障碍，加剧了对随迁子女受教育权的歧视。

应当看到，中央工作意见出台后，全国大多数省市的考试方案合理有效地解决了当地随迁子女的中高考问题。然而，北京市的方案表明，中央政策显然未必在全国每一个地方都能自动得到有效实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并不鲜见。对于北上广等高等教育资源相对集中的地方，地方歧视是十分自然的现象。事实上，即便民主与法治国家也不能幸免地方歧视，因为地方民主只能让地方政府对当地选民负责。外来人员往往不能参与地方选举等政治过程，因而无从影响地方决策，也无法保护自己免于地方歧视。地方“民意”不仅对防止地方歧视无能为力，反而很容易成为歧视政策的借口。例如北京就有相当一部分“土著”居民公开反对随迁子女分享他们的受教育特权，而他们的声音也对北京市教委等政府部门构成了一种压力，甚或为政府部门歧视随迁子女的受教育权提供了一种“底气”。

既然平等在地方歧视的自然冲动面前成了一种奢侈品，谁来遏制地方歧视？答案只有一个：中央政府。既然中央出台了保障随迁子女中高考权利的工作意见，就有义务将其贯彻落实下去，尤其是督促北上广如实履行工作意见的要求，而非坐视任何地方在眼皮底下公然藐视自己的权威，任其剥夺随迁子女的平等受教育权。维护平等、遏制歧视不仅是中央的权力，而更是其责无旁贷的宪法义务。我们希望新一届政府能主动履行自己的宪法职责，及时纠正北京市考试方案对随迁子女受教育权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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