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端木赐香）

鲁迅没想到，自己在中山大学同样走不动！

第一，做一个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住在中山大学的大钟楼里，每天来找人的络绎不绝，从早十点到晚十点；等人走完了，老鼠们又成群结队的出来了，鲁迅说它们还能打开盒子盖吃东西；老鼠们还没退场，大早上三个工友嘹亮的歌声就响起来了……这一切搞得鲁迅啥也干不成，文章都写不出来了。那就搬到外面去住吧，幸亏有现成的灯泡——鲁迅与许广平当时还不好意思单独住一起，就拉上了好友许寿裳（由于鲁迅的推荐，许寿裳紧随其后也到了中山大学；许广平名为助教，实际上乃是校方安排他做鲁迅的生活秘书而已），三人到外面合租房子住去了！

第二，希望鲁迅做“战士”“革命家”的不只是实际主持校务的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政客朱家骅，还有各种面目的革命学生与激进人士。在厦大，就有学生劝过鲁迅：“别人胡骂你，你要回骂。还有许多人要看你的东西，你不该默不作声，使他们迷惑。你现在不是你自己的了。”这种规劝让鲁迅打了个寒噤，感叹曰：“呜呼，一戴纸冠，遂成公物，负‘帮忙’之义务，有回骂之必须。然则固不如从速坍台，还我自由之为得计也。”［1］等到了广州，又有人发表《鲁迅先生往哪里躲》的文章，说鲁迅到了广州，不但不曾恢复“呐喊”的勇气，反而无话可说了。编辑在案语里声明，这不是“恶意的笑骂”，乃是“好意的希望和怂恿”。［2］可见鲁迅走到哪里都能碰见二货，嫌他不够激进不够斗士呢。以至于鲁迅在给朋友的信里诉苦说：“我在这里，被抬得太高，苦极。”［3］

比较能反映鲁迅革命与文学之意见的，当是这期间他给黄埔军校所作的一次演讲：《革命时代的文学》。在这次演讲中，鲁迅告诉这些军人：革命家做出的文学才叫革命文学；而一般文学对于革命是没有伟力的，因为文学是余裕的产物，表示的是一民族的文化；大炮的声音要比文学的声音好听，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但一声炮就能轰走；好的文章是自由流露的，宣传与鼓动革命的文学是无力的，先定题目后写出的文章，是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当然文学家做几篇文章，也能赢得称誉与虚名：“譬如一个烈士的追悼会开过之后，烈士的事情早已不提了，大家倒传诵着谁的挽联做的好：这实在是一件很稳当的买卖”。［4］这话说得，马上让我想起了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谁知道刘和珍啊，但谁不知道写刘和珍的鲁迅呢？

鲁迅的革命文学理论是否正确，咱就不用纠结了。这里我想说的是，鲁迅毕竟是鲁迅，他对“革命”本身是门儿清的，早已发现了革命的另一面——当许寿裳问他对广州印象如何时，他回的是：“革命策源地现在成为革命的后方了，还不免是灰色的。”［5］鲁迅这话可以翻译成这样的：革命前的许诺都是青的，革命后的现实就都是灰的了。

其时喜欢和鲁迅凑堆儿的革命青年，有很多是共产党那边的，中共广东区委还特别安排了广东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副书记、中共中山大学支部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干事毕磊与鲁迅联系，在毕磊的引领下，鲁迅还与“老仁侄”——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秘密会见一次，据说陈延年“认为鲁迅思想发展得很好，已经是我们的人了”。［6］许广平的回忆更煽情：“鲁迅深深感到孤独的悲哀。幸而党的领导像明灯一样照耀着每一块土地，鲁迅在此期间，见到了一些党的负责人如陈延年等同志。鲁迅正在考虑如何把党的精神贯彻到工作中去，正在观察各方面的情况，联合更多的青年，突然……”［7］

所谓的“突然”，就是国共两党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件为标志，宣告合作闹崩，广州紧随其后发生“四一五”事变。鲁迅眼看着一个一个共产党学生被国民党那边抓去，却无力营救（毕磊就是在“四一五”事变后被抓而处了死刑的）——当年国共两党合伙制造“三一八”事件，自己和他们一块儿大骂段祺瑞政府；现在国民党却在革命的大本营、自己掌权的地方，制造同样的事件，按许广平的说法：“这个血的教训，比三一八又深一层了。”“这种反常的举动，比北洋军阀还黑暗。”［8］自己还骂不骂国民党政府呢？

第三，鲁迅最讨厌的胡适信徒、与陈源一块儿嘀咕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有抄袭之嫌的历史学新秀顾颉刚居然也要来中大！当初鲁迅在厦大，就很不愿与其共事；现在自己来中大了，这姓顾的居然又跟着来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按许寿裳的说法，鲁迅听了“勃然大怒”，说“他来，我就走”。［9］

第四，许广平虽然亲共，但她当时人微言轻，不是什么人物，鲁迅就不同了，作为文化大家，大家都认定他是亲共的——确实亲共，陈延年把他当“自己人”了，许广平更是认定他已开始贯彻“党的精神”了。流言难免就出来了，有的说他为逃避清党，跑到汉口了，而武汉的国民政府还在汪精卫手里，没有与中共翻脸呢……流言之下，鲁迅的书稿与文章都没得出版与发表了。他发现，不管是北洋政府的五色旗下，还是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下，都是一样的思想管制。莫不成革命成功后都这德性么？

不走又如何？

4月29日，鲁迅提交辞呈，中间几番推却挽留，6月6日获准（与他一同辞职的还有许寿裳，校方对许的辞职是立即批准，对鲁迅则挽了几挽）。上次任职厦大，为期四个半月，这次任职中大，五个月！用许寿裳的话说，鲁迅这次从北京到厦门，再到广州，仅一年的时间，但“生活是不安的，遭遇是创痛的”。［10］

1927年9月，鲁迅偕许广平离开广州，10月到达上海。两人先是住旅馆，后是在建人的帮助下，租住了房子。人家许寿裳忙于公干，当然不能再来给他们做电灯泡了，两个人的同居自此公开！

教育部的差事没了，大学的教授津贴没了，身边还多个花钱的女人，鲁迅的焦虑感当然有的。虽然对蔡元培不太感冒，两人关系有所疏远，但是听说蔡元培要搞中央大学院——乃蔡元培模仿法国大学院给民国政府搞的改革，其理想是想借由大学院和大学区（全国划分成几大学区），废除教育厅，以大学区的大学校长兼理地方教育行政，以学人兼教育行政工作。首任院长蔡元培，首任秘书长许寿裳。大学院聘请的特约撰述员月薪三百元，鲁迅动心了。听说蔡公有意请自己（好友许寿裳提前给他透露了一下意思），但长时间内没等到下文，于是借推荐学生给老蔡之机，亲自给老蔡写了一份谦卑恭敬的示好信，这信还真起作用了——信是12月6日写的，12月18日，鲁迅就接受了老蔡的聘任，做了大学院的特约撰述员。对鲁迅来讲，撰述不撰述无所谓，重要的是每月300元大洋（次年10月蔡元培的改革宣告失败，重新恢复了教育部体制。大学院失败原因之一就是经费过于庞大，老蔡同志如此慷政府之慨，也怪不得失败）。

估计是深有体会，所以鲁迅写于9月发表于12月的《小杂感》对革命二字作了深刻阐述：“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11］鲁迅这个杂感，可能既包含了当年同盟会对他们光复会会员的暗杀，也包含了最近国共两党的翻脸。不管怎么说，鲁迅对所谓的“革命”早已有了自己的看法则是一定的，更要命的是，这看法太阴准了！

也可能是拿了国民党政府的高薪，也可能是共产党统战需要，总之，1928年初，鲁迅陷入了上海两个马列主义文学社团——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夹击。可能是马列主义的熏陶，也可能是原本的人性使然，总之，对鲁迅的攻击恶毒而蛮横。当然，革命党人向来如此。其中典型的代表作乃是郭沫若署名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在文章的最后，郭沫若给鲁迅扣了诸多大帽子：“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12］其他咱就不一一列举了，只列出文章名字：《死去了的鲁迅》《鲁迅卖狗皮膏药》《文坛上的贰臣传·鲁迅》《鲁迅大开汤饼会》《鲁迅的狂吠》《鲁迅与托派》《鲁迅愿作汉奸》［13］……大家从中就能看出——正如鲁迅所说，这些力倡革命文学的家伙确实是在“胡说”，不值得“一一辩驳”。［14］

被骂得狗血喷头可以不予理会，但被骂得莫名其妙就得关注一下了——因为他们从马列那里搬来很多唬人的、他们自己也半懂不懂的新名词，于是鲁迅被倒逼得也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了，买了一大堆的马列著作，比如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列宁的《论中国革命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婚姻及家庭的发展过程》，还有《俄国工人党史》《阶级斗争理论》《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基本概念》《唯物史观解说》《文学与革命》《无产阶级文学理论》《苏俄的文艺政策》《新俄国文化的研究》等。与此同时，共产党员柔石、冯雪峰等人相继走入了鲁迅的生活之中。

1928年底，以张学良的东北易帜为标志，国民党政府完成了南北统一。中国又一个新的朝代开始了。与此同时，创造社与太阳社对鲁迅的攻击遭遇中共中央批评，遂渐渐平静下来，到了1929年，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共高层开始发出指示，对鲁迅的批评与指责是错误的，他不反对党，我们应该把他团结过来云云。于是中共召集其控制的创造社、太阳社等各方面的负责人员开会，决议：一律停止对鲁迅的谩骂与攻击，即使人家反骂咱，咱也不要回嘴了。同时派冯雪峰等人去和鲁迅谈话，告诉对方：不吵了好不？那个，党批评俺们了！［15］

这一切对鲁迅来讲，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么？

附参考文献：

［1］鲁迅：《华盖集续编·续编的续编·厦门通信三》，《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2页；

［2］鲁迅：《三闲集·在钟楼上》，《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36页；

［3］鲁迅：《书信·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4］鲁迅：《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6-437页；

［5］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72页；

［6］李何林：《鲁迅年谱（增订本）·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83页；

［7］许广平：《厦门和广州》，《鲁迅回忆录》，作家出版社1961年版，第70页；

［8］许广平：《厦门和广州》，《鲁迅回忆录》，作家出版社1961年版，第71页；

［9］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73页；

［10］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73页；

［11］鲁迅：《而已集·小杂感》，《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6页；

［12］杜荃：《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围剿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4页；

［13］文章参见梁实秋等：《围剿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4］鲁迅：《书信·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

［15］李何林：《鲁迅年谱·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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