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认识文革必读书”的另一个话题即在于此：当小说与现实走得太近，可能接近真实，但其文学性就削弱了。当我们试图从回忆录里了解这段历史时，会十分直接、具体地了解到个体甚至一部分群体的遭遇，也十分容易得出结论。

看到微博网友兔子老愚的一条微博，“认识文革必读书”，罗列了如下著作：

“古华长篇小说《芙蓉镇》，张贤亮长篇小说《绿化树》，老鬼长篇小说《血色黄昏》、《血与铁》，胡发云长篇小说《迷冬》，沈从文家书《离乱期的郁虑深忧：沈从文家书1966-1976》，梅志回忆录《往事如烟——胡风沉冤录》，季羡林回忆录《牛棚杂忆》，胡展奋撰写之《一万一千里路》。”

（图注：电影《芙蓉镇》剧照。《芙蓉镇》反映了文革时期左的错误带来的荒谬生活，也歌颂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所以成为当时大热小说。电影由姜文、刘晓庆主演。图片来自网络。）

这条微博经过网友的转发、评论，陆续添加了陈白尘、杨绛、贾植芳、严家炎、巴金、韦君宜等人的著作。开这样一份书单，相当于专题历史阅读了，能够给现在的读者一个阅读捷径，但更重要的是对于过去的读者而言，这份书单同样还是一份私人阅读史，时代、背景、自我，其间的震动、深思以及感动，凡此种种，不是那些简单的人名、书名便可以看到的，当然也不是百把字的微博可以讲述的。

开书单很简单（从某种程度上也比较令人生厌），而只有结合到这种个人经历中，书单方才有言说的重量。“认识文革必读书”这个话题最有意思的一点就在于此。这种书目的叠加，显示出了读者的经历叠加，一个读者当然可能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喷发期，也可能见证了九十年代以后回忆录的大量“出土”，而晚近以来，更可能从无处不在的媒体上去认识诸如《寻找家园》（高尔泰）与《一叶一菩提》（萧默）这样浸透着各种说法的历史——这段对于经历过的个人而言是痛苦难言、对读者而言是复杂迷雾的历史。

简单说，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书单去了解“文革”，但更该看到，有一部分人的书单必须要用上近三十年来的阅读经历。真正给予你触动、让你对这段历史有清醒认识的，很可能是一部不为人知的作品，一个忘了名字的小人物，一个叙述不全的故事。从批评的角度来说，没有背景，便没有论述，结论也就无从谈起了。

我仔细翻阅了微博评论中提到的“文革”主题书。经历确实是迥异的——我读过的相关书都不在此列，似乎也有必要为这个有意思的话题稍作补充，权作一个稍长的评论帖。

1990年前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可以看到很多八十年代的期刊杂志，其中有地摊读物，美女、村汉、警察、大盗，更有堪称大部头的文学期刊，如《收获》、《钟山》、《十月》、《当代》等等。记得第一次读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就是在《十月》杂志上，当时没有读懂（头痛欲裂），所以保留下来准备再看。

最让我着迷的还是中国人所写的小说。现在看，那是个“伤痕文学”大行其道的时期，但并不全是控诉。这些故事，大部分都是——从“文革”中走来，置身在八十年代，现实生活便是反思。深刻的反思、批判，但更有一种恢复、向前看的积极劲头。这明快的色调当然跟我初涉人世的经历有关，希望并不仅仅是回忆使然。

我的“认识文革必读书”第一本应该是宗璞的中篇小说《三生石》，大学教授梅菩提在“文革”中患病的故事。我记得小说的题辞是“小说只不过是小说”，这似乎是作者的谦词，但小说确实有一种死而复生的淡远，所以我那时便记住了小说所引用的莎翁诗句：

“那死后不可知的神秘之国，从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

这份带着悲观的旷达，与人物、故事都合调，和那个时代也合，因为是那时代里不重要的人、不重要的故事。

同样有“文革”浓重背景的，是李国文的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我记得共产党人刘钊、韩涛，还有圆滑的反面人物、副市长丁晓，当然更忘不了敢爱敢恨的吕莎！清理过去，着手未来，这大概是《花园街五号》的任务，我后来重读，对刘钊、丁晓看法有所改变：圆滑未尝不是政治的必需品，倒是永远雷厉风行、敢于处死自己的父亲，令人畏惧。但吕莎的美丽是永远的，丝毫没有改变。

李庆西、李杭育合著的《白栎树沙沙响》同样是高层落难的故事，似乎更为隽永。杂志已经虫蛀了，我因为太喜欢，遂在暑假中手抄一遍，用光了当时所有的硬面抄。相比之下，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是现实感更多的长篇，错综复杂的历史遗留，给现实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不快甚至不公，而一旦试图作出改变、前行，阻力便自动生成。但正义的、善良的人与事，即使再细微的作用，都值得为之欣喜。这部讲述中央机关的小说，至今记得一个细节：某小人物每逢开会必洗耳恭听奋笔疾书状，其实是在构思／推敲他的诗句。今天的官场上有这样的人物吗？恐怕没有。经过九十年代的崇高之争，经过商品化大潮消费主义的洗礼，《沉重的翅膀》那种人的使命感、道德情操、饱满的意志力、以及人格的魅力，可能和写诗的官场人物一样，少之又少。世道已变，人心亦然，小说创作自然不会再有这样的人物，甚至到了提及这些便觉得可笑、羞耻的地步了。

《沉重的翅膀》在杂志分上下期连载，我隔了好久才在地摊上找到下期，读了却觉得不如上期那么感动。后来再也未读过。倒是《白栎树沙沙响》、《花园街五号》都买到旧版，作为纪念。其实，这些阅读往往只存留一鳞半爪的记忆，海岩《便衣警察》里的等待，王蒙《相见时难》里的惆怅……，但都比不上《白栎树沙沙响》和《花园街五号》。对青少年时期的阅读而言，情感教育是很重要的一课。如果说小说中的环境、人情、历史，尚且需要阅读者去经历和消化，对感情的启蒙却是直截了当的。对我这一代人而言，既不是之前的身体力行实践派，也不是之后网络世界视觉派，大概都是书本的教导吧。

这样的阅读大概持续了两个夏天。后来我叔叔不再收购旧书，蹭书读的福利就此结束，转战旧书摊。整个青少年时代，我对成都这个大城的最大渴望，不是吃更不是玩，而是数不清的旧书店和书摊——和现在相比，数不清不算夸张。从维熙的小说就是从地摊上淘的，太沉重了，让人没有呼吸的余地。

“认识文革必读书”的另一个话题即在于此：当小说与现实走得太近，可能接近真实，但其文学性就削弱了。当我们试图从回忆录里了解这段历史时，会十分直接、具体地了解到个体甚至一部分群体的遭遇，也十分容易得出结论。从这个角度看，文学创作没有这么简捷的路径，但也正由于文学的虚构性和容纳性，往往可以给读者提供更多的触发。作家是更高层次上的总结与阐发，这个结论需要更多的解释，但简单点说，既存在回忆录的真实，也存在小说的真实，一如存在着回忆录的不真实与小说的不真实一样。面对历史，不仅仅是还原，还有留白，需要阅读者的呼吸空间，才能更好的去体会。在我的理解中，这是文学的长处，即使你全部忘记了它的训诫，但还是会隐约记得一些故事，一些细节，而它们和你有着紧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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