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茜说对大陆知识分子总体的见识和视野蛮失望的。李方建议她多接触大陆的企业家，知识分子缺乏实操的历练，更多只能以姿态示人。

吾深有同感，当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以真知悬壶济世者少，以姿态高调示人者众。先天的基因有缺陷，后天的给养更不足。

中国知识分子以及由此奠定的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先天基因缺陷，从先秦诸子时代就开始了。当古希腊的哲学家们把逻辑学发展到世界巅峰水平的时候，中国春秋时代的先秦诸子们还在做着或纵横策士或归隐山林的春秋大梦。

春秋战国时期是典型的中国乱世，因乱世而有“诸子百家”的生存空间，当时各诸侯国并列，盛行“养士”之风，“士”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以利于各诸侯国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士大体可分为四类：

一类是学士，如孟子、荀子等；一类是策士，如苏秦、张仪等；一类是方士或术士，好的研究天文、历算、地理、医药、农业、技艺等，坏的从事阴阳、卜筮、占梦、神仙、房中术等骗取衣食；一类是食客，鸡鸣狗盗之徒。

中国先秦哲学，主要偏重于技术方面、偏重于对外征战中的胜败，偏于外在关系的梳理而疏于内在规律与逻辑的研究，在基础理论方面，特别在高度抽象的逻辑发展水平上远远落后于古希腊。

中国千年科举制度，美文取士，道德取士，重宏大叙事而轻具体制度，重目标而轻路径方法。不把政治经济学当成精密仪器一样的精微构造深入腠理加以研究，而是口号满天方法全无，目标远大道路没有。文人治国，美文治国，空谈误国。如贺卫方所言：“在中国古典治理模式中，官僚与文人双重角色合二为一，科举取仕在妨碍了知识分化的同时又加剧了美文治国的倾向与空谈误国的后果。‘君子不器’的副产品是我们的经典政治论说中充斥着‘可以惊四座而不可行一步’的宏大叙事，整个国家的治理却是迟迟走不上轨道，只能在一治一乱之间徘徊。”

西方思维方式注重逻辑与推理，注重各种变量的抽象与分析，像生产手工腕表一样思考社会、经济、政治活动中的各种相关变量。把变项引入逻辑是亚里士多德的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缺陷，用我国著名美学家宗白华教授的话说是：“中国学者历来有两种极其强烈的嗜好与习惯（或者可以说是本能），就是模糊笼统和牵强附会。”思考问题缺乏逻辑的严谨性，经不起推敲，这种传统思维方式对我国政治、经济和科学及教育的发展危害极大。

现代物理学大师爱因斯坦1953年给J·E·斯威策的信中写道：“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作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

逻辑学不仅是科学的基础，也是政治和经济学的基础。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就曾说，西方富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逻辑思维，中国人要学就学这个。1900年，严复开始翻译《穆勒名学》，穆勒书的原名为《逻辑体系：演绎和归纳》，严复译了半部，但巳包括了演绎的全部和归纳的重要部分。译本于1905年出版。1908年后，严复又翻译英国耶方斯（1835－1882年）的《名学浅说》。自此，西方逻辑开始陆续输入我国。

然而时至今日，有严谨、严密逻辑思维能力的中国大陆人还是不占多数。

同为中国人，同样的“基因传承”，当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与港台的巨大差距，主要是因为给养不足。港台私营企业的自由生存空间随之而来的是知识分子的自由生存空间；教育自由给他们带来的是教育思想与思维方式全面与西方世界接轨，这也使他们的教育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建设短时间内迅速跻身“第一世界”位置。

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淆于真知长于姿态，也就是善于表演却不是金刚钻揽不了瓷器活，带来的危害可不小，主要表现在：为赞成而赞成；为反对而反对；激进，不顾各种现实约束条件，急功近利。不管是为赞成而赞成，还是为反对而反对，本质上都不是独立人格的体现，要么媚权，要么媚钱，要么媚俗媚众媚民粹。独立知识人格基于健康的知识构架，而不仅仅是经济独立。李敖总结的中国知识分子五病“拙于谋生，急于用世，昧于尽忠，淆于真知，疏于自省”，入木三分，把“淆于真知”放在最前，把“昧于尽忠”改为“昧于表态”就齐了。

中国知识分子有三个黄金时代：春秋战国，五四，今天。今天又是一个社会转型期，基于健康逻辑构架的独立知识价值将会日益显现。民营企业自由发展之后，紧随其后的应该是教育和知识的自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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