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淡出，学术凸显”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研究状态的一个流行的评判。思想确实是淡出了，比如不断重复的三权分立、两党制、军队国家化等特定话语，几乎不思想地与“普世价值”接轨。那么，学术是否凸显了呢?未必，这是个问题，还有待破解。

凸显学术的方式往往集中在规范研究上，所谓规范研究主要就体现在引文的密集度上，为了表明知识谱系的“家族”相似性，一篇一万多字的论文可以有100条以上的引文。如何判断这一现象的正当性?不妨做个试验:将文中的引文全部抽去，还剩下什么?再将转述的话删除，还只剩下什么?

这样的论文写作模式是否具有原创性，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疑问:“发展学派”(developmentalsch001)认为，强有力的国家干预是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这里加了一个注)，而“扭曲市场学派”(distortedmarketsch001)则认为，新兴的市场制度才是中国改革取得成就的关键因素，国家干预的好处是短期的，国家干预对市场的扭曲不利于市场改革的长远之计(这里又加了一个注)。接着:“上述两种观点尽管正相反对，但它们都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锻造了一种强有力的政商联结。”(这里还是加了一个注。)再接下来:“本文基于这种政商联结，考辨发展型国家、社会主义发展型国家等概念。”“基于这种政商联结”在这里就已然作为不证自明的前提。

还有一种流行的句式可以进一步揭密这类写作技巧“:著名经济人类学家波拉尼(KarlPo1anYi)曾将人类社会中的经济体制划分为三种类型，即馈赠经济(传统的自然经济)、市场经济与再分配经济。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与发展都是从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与传统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开始的话，社会主义国家则建立了一种独特的经济体制，即再分配体制(与这种再分配体制相比，波拉尼分析的早期帝国中的再分配体制只能算一种雏形)。与之相伴随的，是对资源的高度垄断。以我国为例??”紧接着便直接转向对中国现实的批判，并用中国的现实“差距”来反证或实证某种理论的普适性与前瞻性。西方教条主义到了不假思索的地步，学术还有没有原创性?其实，论文的原创检测可以使用检测系统进行。

马克思、恩格斯曾用“抽象的经验论者”与“无批判的实证主义”来描绘这类理论勇士和他们的“无意识”。“如果这些理论家一旦着手探讨真正的历史主题，那么他们也只是提供观念的历史，这种历史是和构成这些观念的基础的事实和实际发展过程相脱离的。”“这些唱高调、爱吹嘘的思想贩子”以为他们无限地超越于任何民族偏见之上，他们根本不承认其他民族的业绩是历史的；他们生活在德国，却把法兰西思想德国化，还自认为是一个世界主义者。用马克思的批评来对照我们当代的一些学术研究，依然让人感到切中要害、切中时弊。

更有甚者，一篇论文为了说明我们处在历史、文化和现实社会的断裂或转向之中，即“我们骑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墙上”，作者在其中不到4千字的第二节中，按出场顺序，为我们列出了如下著作家名字的清单并包括对他们的引用，他们是:贝斯特·凯尔纳、赛德曼、伯曼、罗蒂、鲍德里亚、詹姆逊、卡林内斯库、罗斯诺、R.w.考克斯、维科、索列尔、克洛齐、韦伯、葛兰西、布劳岱尔、利奥塔、伍德沃德、坦尼森、弗洛伊德、伊格尔顿、斯蒂文，康纳、福柯、德里达、格里芬、罗斯诺、艾伯特、福斯特、安吉拉·默克罗比、G.格拉夫、鲍曼、大卫，霍伊。按照作者对行文效果的预期，这自然会造成一种大气磅礴的态势，旁征博引，厚积薄发，而且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不过这同时也引出了一个读书的方法问题，对学术著作我们是一本一本地读、一章一章地读，还是只读其中的一段，甚至其中的一句。从引用的情况来看，没有语境，没有上下文，甚至没有逻辑关系，仅仅是罗列引文，或许根本就没看过原著，只是通过关键词从网上搜罗来一些词句。而对这个题目，读者最关心的问题都隐而不见了，这些问题是:现代性的危机、表现及其深层根源，现代性转向后现代性的动力及机制，后现代问题是如何形成的，后现代是如何解构现代性的，解构的意义及其对人类精神成长的价值，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断裂的根据等等。这些该回答的问题都没有回答，但并不妨碍作者以一种站在学术前沿的姿态勾画一个重大的理论与社会变迁的蓝图。

其实，学术研究往往要以文献评论为基础，如果是真正把握学术脉络和问题实质的综述也能体现出很高的学术水平，但学者似乎更倾向于以原创性论文引领风骚。比单纯靠引文密度取胜的升级版是借用分析框架，这给人更加原创的印象，但这类研究路径是以对某个文本的依附为基础的，也就是说依靠一个或几个文本，提炼出其中的分析框架，直接用于阐述问题，虽然也能考验学术能力，但能否说它具有学术原创性?

政治不可能简约为政治治理技术，它始终需要政治伦理的内在支撑，简单说来就是政治不能缺少道德维度。如何阐述这个命题?可以从列奥，施特劳斯的《什么是政治哲学?》和《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两篇文献中寻找灵感、问题来源和具体叙事方法，其中再补充一些“罗尔斯的问题”以及当今西方政治学主流学者的研究就更具专业性。尽管说明了“政治如何进入哲学”的路径，但却带有强烈的施特劳斯的问题意识、表达方式和叙述特征。

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对这样一个“山寨”版的文本与阅读关系的常识性判断升级为学术版，必然意义非同凡响。诠释学可以为此提供最便当的工具，只是它的学术性必须出自权威，而且必须是观点不同的权威。借助海德格尔就是:此在是在理解中被构建起来并随着理解而展开的；借助胡塞尔就是:每一理论只能从原初被给与物中引出其真理；借助加达默尔就是:文本的意义是在文本与理解的关联中才得以形成的。为了从方法论的角度确立加达默尔诠释学的重大意义，即回到以文本为中心的方法论立场，述而不作地将《真理与方法》重头再来一遍是非常学术的。

以上的实证材料都不是出自一般学者之手，而是活跃于政治学、社会学、文学、哲学等前沿地带的学术精英，这种学术“示范”正是令人担忧的问题的重点。学术研究是创造还是制造，得到的是成果还是成品，这个界线已相当模糊。种种知识化的倾向将学术原创性严重缺乏的问题掩盖了起来，而要真正地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展开分析论证，从严格的经验水平和实证材料出发，修正已有理论的不适用性和学术局限，提出新的分析方法，形成创新性的概念，则是一件需要长时间艰苦创业的工作。现在很少有学者这样呕心沥血了，因为这跟不上成果统计和评价指标的节奏。2773种学术杂志每年要发50万篇论文，CSSCI各项指标中，空缺的正是学术原创性的评价指标。

不可回避的挑战是，中国学术走向世界，原创性是一个必须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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