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陈利敏 发表期数：现代职业教育 2022年17期 本文字数：2621
[摘 要] 受儒家教育思想影响，中国商人社会地位较低。晚清广东商人实力增强，为提高社会地位，他们通过商籍、捐纳捐输等方式与儒家教育传统进行对抗;同时，广东商人经商不忘儒业，通过亲自或鼓励子弟攻读、捐献租田、推动学校管理商业化及增进与士绅官交流等方式，加强与传统教育的融合。从岭南文化的特点及文化资本的作用分析了晚清广东商人与传统教育的对抗与融合关系。[关 键 词] 晚清商人;儒家教育;对抗与融合;岭南文化;文化资本
[中图分类号] G5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603（2022）17-0022-03
广东商人是晚清中国商人中实力最强、水平最高的一群人。古时广州海外贸易频繁，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商贸中心。清朝于1776年起关闭浙、闽、江海关，广州“一口通商”，更加刺激了当地商贸的发展。鸦片战争之前，西方在华的商馆与洋行均设于此，广州被称为当时世界上最好的贸易口岸之一。以广州港为依托，当地手工业、航运业、服务业等发展迅速，商人众多，当时响彻海内外的“十三行”商人就来自广州。除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的商人外，来自潮汕、梅州嘉应地区的潮商与客商，也是实力较强的商人群体。
清朝广东教育质量不断提升。广东官员重视官学，，当地府学学宫与县学经多次建设、重修，办学条件逐渐改善。广东社学、义学数量与办学水平显著提高，管理规范，社学成为当地文会之地。[1]清代广东书院众多，其中官办242所、私立135所，分别约占全国的64.2%、35.8%;普及率高，县级书院占据总数量的比例超过60%，形成了官办与民间私立书院以及省、府与县级互补和谐发展的基本格局，乡绅与盐商逐渐成为地方建设私立书院的主力军。素称“南蛮之地”的广东民风大为改进，教育质量不断提升，以科举考试为例，清代广东共有进士965人，数量较前朝有较大改进。[2]相比之下，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商人主要来源地的珠江三角洲、潮汕、梅州嘉应地区的教育水平比较高。
一、对抗：商人与中国传统教育关系的常态
（一）商人处于中国传统教育场域的边缘地带
儒学是中国封建社会正统思想，倡导重农抑商、重义轻利，在“士农工商”四民秩序中，商人位于最底层。在培养目标与内容上，儒学倡导“通儒”、君子，崇尚经典、注重自我道德修养训练，忽视现实生活技能培养;而商人是“贩卖商品从中取利的人”，关心实际生活需求，关注商品生产与技术更新。同时，商人行走东西逐利变通，也被当权者视为不稳定因素。贱商轻商逐渐成为社会习俗，商人即使是家财万贯，始终处于传统社会教育场域的边缘，社会地位不高。
（二）商籍：明清商人对抗传统教育的成果
科举取士制度在笼络人心、维护社会秩序方面作用巨大，为统治者所采纳。清朝科考录取率低[3]，一般来讲，商人子弟参加科考并不占优势。明清商品经济发达，政府为扩大税收，重视商业贸易，商人地位有所上升，设置“商籍”转为商人子弟科考录取之用。康熙六十年（1721）广东始设商籍，一般“五十卷取中一卷”，远高于普通民籍的录取率，极大激发了商人子弟的攻读热情，晚清不少商人由此获得功名，甚至跻身仕途。据光绪《两广盐法志》记载，有3人中进士，20人中举人，数十人选为贡生。
（三）捐纳与捐输：商人另类抗争传统教育的武器
封建社会选任官员除了科举取士“正途”外，还有捐纳、捐输等“异途”。“捐输系由士民之报效，捐纳则系卖官之行为”[4]，是当权者基于统治需要而进行的一种政治经济交易活动。无论是捐纳还是捐输，均需要较强的财力支撑;政府也会给捐赠者一定回馈，或官职或嘉奖称号。商人因经济实力强，是历代捐纳捐输的主体。晚清内外交困，政府财政入不敷出，捐纳捐输常态化，广东尤为突出，成为当地商人绕过科举、跻身上流社会的“捷径”。
二、融合：晚清广东商人多种方式介入传统教育
（一）经商之余不忘儒业
边经商边攻读。广州十三行首富同文行商人潘有度父子可谓典范，潘有度著有《义松堂遗稿》《西洋杂咏》等;长子潘正亨经商之才突出，是县贡生，捐刑部员外郎，“弱冠能文，以善书名，尤工诗，有《万松山房诗集》”。[5]此外，广东商人潘仕成、梁纶枢、孔广陶等，不仅经商有道，学术方面亦有所成就。
资助家族子弟攻读。番禺人许拜庭为广州盐业巨贾，积极鼓励子弟攻读诗书。子许祥光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乙卯中举人，道光十二年（1832）壬辰中进士，后官至广西按察使、布政使;许祥光生有九子，除一人为国学生外，其余八人均为举人，官衔有知府、同知底层官吏、禮部尚书、闽浙总督等。经过三代努力，许家演变为官宦之家。此外，十三行天宝行创始人梁经国家族、佛山盐商吴荣光家族、丰顺县建桥张如白家族等，商人子弟经攻读获取功名步入仕途。
资助地方办学。晚清广东商人实力雄厚，取代士而成为学校创办的投资主体。建于乾隆年间的越华书院年久失修，晚清商人对其多次翻新修建，遂发展为岭南著名学府。此外，潘仕成捐建广东贡院、刘拒捐建东莞鹏南书院、卢文举捐建新会紫水义学、叶文昭捐建惠阳叶屋试馆等，在当时都被传为佳话。
捐献族田。族田是传统社会宗族的重要经济基础，也是一种特殊性质的学田。晚清南海商人劳衍初家族将承祖父遗业三分之一捐作族田，番禺“张殿铨贸易致富，以盈利购置尝产”。[6]东莞张氏如见堂设义田，“为本支油灯及延师训业之费”。[7]此外，潮州陈氏八世祖宣衣公、大埔饶氏家族也积极捐助学田。商人捐献租田不仅能为子弟读书创造有利环境，更能增进与当地士绅互动，扩大自身及家族在当地社会的权力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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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对抗与融合：晚清广东商人与传统教育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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