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史学界针对唐代的南朝化问题一直有不同的观点，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最早提出这个“南朝化”的命题，为研究探讨南北朝政治统一与南北朝的历史发展之间的若干关系开拓了思路。这一个问题也关系到南北朝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作用与影响，以及对于后世朝代的影响。

关键词：南朝化；北朝说

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七《财政》篇中最早提出这个问题，他谈到了隋唐具体的体制如财政制度应该是属于北朝系统的，但到后来，唐朝的这一制度更多体现了南朝的特征。

唐长孺先生在1993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一书中，对上述观点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唐代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诸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但这些变化，或者说这些变化中的最重要部分，乃是对东晋南朝的继承，我们姑且称之为‘南朝化’”。唐长孺主要论据有以下几项：1、土地政策。唐代均田制承自北朝，但后来破坏了。但是中唐德宗时始实行两税法，与南朝相近。2、征兵制度。承于北朝的部落兵制和征兵制，后来趋于瓦解，高宗、玄宗以募兵制代替征兵制，这几乎可以说是对南朝兵制的继承。3、税收制度。两税法中的计亩征税和田亩列于户资，是南朝成法。4、科举制度。科举制以文学取士。另外，从文化影响上看，唐代经学、文学、书法，均承于南朝。

唐长孺先生的学生牟发松继承并对老师的观点上更进一步发挥。他认为南朝化实际最早可以追溯到北魏孝文帝改革时期。因为孝文帝在推行汉化改革时大量采用了东晋南朝的文物制度。这实际上也是来自于陈寅恪的观点。

关于起自于北方的隋唐政权确受南方传统的深刻影响的原因，可以在陈寅恪的观点中得知。他在财政问题上的解释是：“夫唐代之国家财政制度本为北朝系统，而北朝之社会经济较南朝为落后，至唐代社会经济之发展渐趋超越北朝旧日之限度，而达到南朝当时之历程时，则其国家财政制度亦不能不随之以演进。唐代之新财政制度，初视之似为当时政府一二人所特创，实则本为南朝之旧制。盖南朝虽为北朝所并灭，其遗制当仍保存于地方之一隅，迨经过长久之期间，唐代所统治之北朝旧区域，其经济发展既与南朝相等，则承继北朝系统之中央政府遂取用此旧日南朝旧制之保存于江南地方者而施行之，前所谓唐代制度之江南地方化者，即指此言也。”

唐长孺先生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十六国北朝时期，由于建立政权者是少数民族，所以带来了重大的社会特殊性。但它必将随着这些特殊历史条件的消失而消失。唐代的变化，正是随着这些特殊历史条件的消失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南朝化的过程就是北朝特殊性的消失过程。关于北朝历史的不正常，牟发松的态度更鲜明，他认为北朝只是一个偶然的历史曲折而已，北朝得以统一仅因军力强大，最终要回归于南朝所代表的历史进程。（牟发松：《略论唐代的南朝化倾向》《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

2 与“南朝化”观点相对的“北朝说”

对陈寅恪以来强调南方重要性的观点也有不同意见。钱穆说：“近人陈君寅恪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详举唐代开国，其礼乐舆服仪注，大体承袭南朝。然礼乐制度，秦汉以下，早有分别。史书中如职官田赋、兵制等属制度，封禅郊祀舆服等属礼乐。宋欧阳修《《新唐书·礼乐志》，辨此甚明。隋唐制度，自是沿袭北朝。陈君混而不分，仅述南朝礼乐，忽于北方制度，此亦不可不辨。”

强调北朝重要性的还有田余庆先生。他在《东晋门阀政治》（1989年）结尾处说：“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这样的说法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是在北方而不在南方。”

“南朝化”与“北朝说”，看似矛盾，但是笔者认为，彼此的不同只是因为观察角度不同。放在不同的界定范围内，都是成立的，合理的，史学家的研究论断都有各自的道理。唐长孺是从较长的时段来观察问题的。而强调北朝重要性的学者如田余庆、阎步克是从较短的时段来考察问题的。就长时段来看，唐先生所发现的那些事实是很难反驳的。从短时段看，北朝也确实重要。一是民族融合在北方完成，北方兼并了南方，结束长期的分裂局面；二是在北朝的基础上，隋唐王朝得以建立。

体制的发展变化，与特定的历史条件息息相关，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连，不同的视角，较长时间与短期所体现的特征一定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尽管在许多方面魏晋南朝体现了历史的走向，但北方的历史也并不是一个偶然的意外。北朝的特点不完全是由少数族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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