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碑性”是巫鸿先生提出的新兴词汇，主要针对于中国古代的美术和文化，和纪念碑比较起来它的内涵更加抽象，不再是指具体的某一事物，而是从历史学的范畴，指某些事物本身所包含的一种纪念和代表意义的特性。巫鸿先生还曾经以“纪念碑性”为主线探究了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逻辑，既然中国古代艺术有如此的逻辑脉络，那么中国古代的雕塑是否也可以按照这样的角度分析？本文的主要内容就是通过介绍中国古代雕塑的发展路线，然后借用纪念碑性的角度分析判断其所蕴含的逻辑形式。

1.中国古代雕塑的发展

雕塑在古老的中国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艺术活动。从新石器时代开始，陶鹰鼎、玉龙、陶猪等一系列陶制雕塑的出现，拉开了中国古代雕塑发展的序幕。由于这一时代还没有先进工艺的出现，人们也开始形成最原始的宗教信仰——对于自然界的崇拜，因此几乎所有雕塑都是采用现有的材料（如泥土）模仿自然界的动物或图案，再经过夸张地抽象最终形成极具装饰性的物品。发展到商周时代的雕塑作品则偏重于动物、人物外形的塑造，此时的青铜艺术发展迅速，因此多出现一些青铜雕塑，后母戊大方鼎就是此时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如图1）

由于只有王侯才能使用铜鼎，鼎成为拥有权利的贵族重要的一种祭祀礼器，再加之此鼎体积庞大、造型庄严、纹饰奇特，因此成为商朝贵族权利艺术最典型的象征。言而总之，这一时期的雕塑多采用一些夸张变形且奇特的纹饰，以达到渲染出一种威严、庄重、神秘的气氛的目的。

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雕塑艺术更成为宣扬王权威严的政治手段，其种类也开始出现多样化，比如建筑装饰、青铜纪念、墓葬明器等方面，最为壮观的莫属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兵勇的形态栩栩如生，人物形象的刻画也精细逼真，从总体看，秦代雕塑朴实厚重、庞大强壮、气势恢弘，具有崇高的审美特征。到这里必须提一下 “武梁祠”，它是山东省嘉祥县武氏家族墓中的一座小祠堂，东汉晚期的桓灵时期所建，祠堂主人事武氏家族的武梁，因此而得名。这也是2世纪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祠堂，距今已1800多年，他内部装饰了大量完整精美的画像石，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随着时间的流转，佛教思想开始流入古老的中国，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与儒家思想发生碰撞和交融，因此统治者利用宗教兴建一系列的寺庙、造像等，最为著名的莫过于敦煌石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等。（如图2）这些石像雕塑注重细节的刻画，具有夸张的特征和神态，技术也已经相当纯熟，雕塑的形象和主题大都和宗教相关，因而其形象具有神话的倾向，这也体现了当时的社会对于宗教的崇拜和敬仰之情。

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古老的中国也打开了与西方世界交流的大门，丝绸之路的拓展让中国古代的雕塑也汲取了西方的养分，整个雕塑艺术在隋唐时期也大方异彩。这时的雕塑除了宗教造像之外，增添了陵墓雕刻、陪葬雕塑、人物肖像等多种艺术形式，其佛雕作品多呈现典雅优美又不失活泼之美，雕塑风格多样化、技巧也相当纯熟。（如图3）直到宋代，市民阶层逐渐壮大，代表市民审美趣味的观念也开始蔓延，雕塑也因此受到影响，不再是那么的遥不可及的神圣面貌，开始出现一些世俗化、生活化的形式， 这种形式的延续发展最终转变为装饰性、玩赏性的雕塑，此类雕塑在明清时期最为鼎盛，但是相比前期的作品缺少深度的内涵。

回顾过中国古代雕塑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其文化内涵发展的主要脉络可以表示为：原始的信仰（自然界）——巫术（神灵、鬼怪等）——宗教（佛教、道教等）——中西方的融合——世俗化——装饰性、观赏性。

2.纪念碑性

“纪念碑性”的英文单词为monumentality，来源于拉丁文monumentum，本意是告诫和提醒。在国内关于“纪念碑性”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都会参考巫鸿先生的研究思想，巫鸿是当今研究中国美术和文化最受关注的学者之一，他编写的《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第一次提出“纪念碑性”，这一概念也成为当时各国学者争论的焦点。“纪念碑性”的提出是相对于确切的“纪念碑”而言的，而且“纪念碑性”的意义更加抽象，对于它的解释可变空间大，还可以避免人们将其与先入为主的传统纪念碑所混淆。

概括可知，纪念碑性是指具有纪念意义的某种精神内涵，可以是纪念神灵、人物、事件或者任何具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并以一些自然或者人工造物为表现对象，使他们可以永久流传为世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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