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市叙述角度——从文化到人性，从传统到先锋 
　　老舍的北京叙述是侧重于文化角度。老舍的北京和北京人描写出发点都是为了表现文化。他对北京外观和建筑的孜孜不倦的描绘，而且其描写愈发详细我们就愈能感觉到作者的喜爱之情，《骆驼祥子》中的北京四合院的描写便让人心生向往。老舍对老派市民的描写表面看是充满讽刺，如对《离婚》中张大哥的描述，他害怕一切变，永远凑合着过日子，这其中的嘲讽之意不言而喻，但是从整部作品看，老舍并非完全否定，再对比他对新派市民那漫画式的描写便可知他对老派市民发自内心的肯定和欣赏。老舍批判新派市民是批判西方文化，同样的，批判老派市民也只是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劣根处，从而更好的把传统文化推到可以与西方文化较量的位置上。不管写老派还是新派，不管是民俗还是建筑描写，都是从文化立场出发，用文化视角解读。 
　　张爱玲城市书写更多是从人性角度，她无意于展示动乱的时代，而仅仅把它当做一个人性的展示舞台。她也写城市景观，但更多的是以人物的心理视角写，例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眼中的香港建筑，处处掺杂着不和谐和矛盾，正如人性的复杂，不可捉摸又复杂难以控制。这里不得不提到张作品中独具色彩的意象，张的意象往往被称为“物化苍凉”，①即以实写虚，如《封锁》中写男主人公眼中女主人形象，说她像没有款式的牙膏。再如《金锁记》中写曹七巧眼中的姜季泽求爱被拒后出走的形象时所用的意象，“她到了窗前，揭开了那边上缀有小绒球的墨绿洋式窗帘，季泽正在弄堂里往外走，长衫搭在臂上，晴天的风像一群白鸽子钻进她的绸纺里去，哪儿都钻到了，翩翩的拍着翅子”②，其实这是曹七巧内心失落心态的物态化描写，在这里把一种抽象的心态具化成了物象。而张的小说往往就是以生活中具体的物体比拟比较虚拟的东西。张爱玲中的上海形象无不都是充斥着人性的肮脏和无奈，她笔下那些“不彻底的人”和“普通人”其实都是最完整也最真实的人。 
　　老舍的作品采用的视角是相对传统的，更适合于表现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式北京，是中庸和谐满足。而张爱玲所在的四十年代的上海在经历了现代化后，更多的具有先锋因素，卡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就把“先锋”作为现代性表现之一。张爱玲人性视角的切入本身就是具有先锋意义的。 
　　二、城市叙述节奏——从古城悠然到魔都通俗 
　　老舍生活的时代正是五四运动兴起的时候，尽管老舍自己也声称他受五四的影响较小，但人是生活在时代中的，时代的大风大浪不可能不在个人心中留下印迹。中国漫长的乡土社会给知识分子留下了深入骨髓的精神遗传，老舍也正是带着古老乡村的理想去想象甚至批判着北京，这也就不难理解他对于笔下老派市民的同情悲悯和对新派市民的漫画式讽刺。他所希望看到的北京城应该是礼仪之邦和谐之都，而非经历了现代化洗礼和欧风美雨侵蚀的摩登之城。因此，老舍的叙述往往是“古城悠然的日常节奏”，大气中也不失通俗。时常是幽默和讽刺并存，文化批评和文化认同相悖，读他的作品，永远有着古城的惬意和慵懒，在《正红旗下》对于大姐夫和大姐夫父亲提笼架鸟等悠然生活节奏和礼仪的描写更是达到了赏玩和摩挲的地步：“每家院子里都亮那么一阵，把灶王请到院中来，燃起高香与柏枝”，写福海二哥请安，“他请安请得最好看：先看准了人，而后俯首急行两步，到了人家的身前，双手扶膝，前脚实，后脚虚，一趋一停，毕恭毕敬。安到话到，亲切诚挚地叫出来：‘二婶儿，你好！’而后，从容收腿，挺腰敛胸，双臂垂直，两手向后稍拢，两脚并齐‘打横儿’。”③因为喜欢，所以把玩，而且这种把玩不是单纯的欣赏，更是从内心发出的挚爱之音，自然流露到文字中就是悠然和闲淡，甚至是幽默和打趣。 
　　张爱玲的上海叙述节奏则比老舍要快一些，少了悠然的欣赏，更多了市场经济的通俗化和快餐化特点。她更关注城市的人和人性，关注人在物质文明和社会快速发展下的心理变异，探讨人性的暗淡和苍凉，而像老舍那样对于古老文化的殉道精神也单薄不少。正是这种看透了世事的冷淡感，从张的文字中绝少感觉出她的感情倾向，只是冷冷的把一个个人性的故事抛出，个中滋味却留给读者，她的小说不注重情节，对于城市礼仪的描写甚少。正是这种少了文化归属感的描写，对于离开了揭示人性的其他方面的描写，张爱玲则显得薄弱，节奏也就快了。如《金锁记》中，篇幅较多的是对七巧心理和家庭之间人与人关系的描写，也正是为了刻画人性的变迁，在《金锁记》中，通过一面镜子中的映像变化一笔带出了前后十年等等转化，颇像电影蒙太奇手法，“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副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金绿山水换了，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④也是以极快的节奏跨越了三十年，并以此暗示故事的延续。此手法在《倾城之恋》中暗示时间变化中也有运用，“酸梅汤沿着桌子一滴一滴朝下滴，像迟迟的夜漏——一滴，一滴……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真长，这寂寂的一刹那。”⑤ 
　　三、城市叙述语言——从京味通俗到书面典雅，从乡村化到城市化的阅读需要 
　　老舍个人生平非常曲折，他两度出国且在国外寓居多年是众所周知的。他在英国也曾非常崇拜毛姆等外国作家，并悉心研读其著作，认真学习外国小说手法。这使得老舍小说语言难免带有欧化语言的特点，再加上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影响，在对北京的描述中，尤其是早期作品中，对老市民的描写多通俗语言，尤其是其标签式的“京味”方言。如《骆驼祥子》开头写道：“我们所要介绍的祥子不是骆驼，因为‘骆驼’只是个外号；那么我们就先说祥子，随手儿把骆驼和祥子那点关系说过去，也就算了。”⑥完全是地道的北京口语，没有任何难懂和晦涩之处，像极了日常的拉呱和侃大山，对于普通读者吸引力巨大。这种语言形式也更加深了北京城的乡土感和古朴感，在轻松平通俗的京味语言中我们体会到的是人们内心的自信和底气，没有华丽的语言，却难掩市民对自己乡村式生活的归依感。
　张爱玲自幼接受古典文学的熏陶，古文素养非常高，其作品从题目到男女主人公的设置再到服饰细节的描写，古典色彩都非常浓厚，其作品语言也更多文言语和书面语。“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人一辈子也无法心心相印，他们孤独的只剩下肉体和金钱的交换了。所以，请等待那个对你生命有特殊意义的人” “我生命里的温暖就那么多，我全部给了你，但是你离开了我，你叫我以后怎么再对别人笑”⑦，这种书面化的比喻和书写在老舍文中是极少的。但是正是这样唯美华丽的语言，却无时无刻不透漏着伤感和彷徨无依，是那种对于时代和人际的不信任乃至绝望。 
　　四、城市叙述心态——从有根的自重心态到无根的失落心态 
　　老舍对于北京的叙述是怀着五四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情怀的，他传承着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价值体系和伦理道德体系，赞扬正直温厚，重视道德品质的修养，同情弱者讲究高尚正义，同时也讲究纲常伦理和仁义道德。他笔下的家庭伦理关系非常清晰，男性大多大男子主义色彩重，而女子也多温婉顺从。对于坚守内心纯洁的人赞扬（如沙子龙）而对道德败坏自私自利者则让其接受道德的惩罚（如老张和新派市民）。因为中华古老的儒家传统，让老舍的民粹主义倾向显得有底气，是一种有根的自信心态。 
　　张爱玲则更多的以市民的身份写作，其心态往往是孤独、焦躁、惶恐不安，时常有“惘惘的威胁”感。因为都市现代生活本身的快速和变化多端，各种思想文化在国际化大背景下激烈碰撞，在“犯冲”的氛围下，人们的心态多是失落和不知所措。因此张的笔下人物多因外界物质的压力而心理扭曲甚至变态，这也可以理解张爱玲“出名要趁早”的原因了，因为一切都不可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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