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乡村教师，现已退休，理论水平不高，谈不出什么建设性意见来，但我对职称评审有过亲身的经历。把这个经历写出来，或者也能代表一种意见。
    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祖国教育事业飞速发展，给予了我一个从事教育工作的机会。1958年，我简师毕业当了教师。那年，我18岁。1988年评审职称时，我48岁，已从教30年。其中，前10年教小学高年级的语文、数学，后20年教初中的语文、政治。可以毫不谦虚地说，我把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教育事业。
    可是很遗憾，评审职称时，我连个中级职称都没评上。
    当年，我是学校的教学骨干。我所教的课历次考试成绩都不错。学校领导每年让我教初三毕业班。评审职称时，联校领导(联校长陈富生)把我排在中教一级的第一名。可是，当审批名单下来的时候，我傻眼了。中教一级的名单里没有我，我是中教二级。一位有中师学历的同事，出人意料地被评上了中教一级。这位同事教不了主课，一直教副课。他的课时，常常被主课老师“侵占”。他图清闲，乐得自在，也很少走进课堂。申报名单里没有他的名字，他本人也没有被评上的希望。等评审结果出来，他喜出望外地说，受苦的不挣钱，挣钱的不受苦。这真是千古不变的理儿啊。
    我像个受骗的孩子，满腹不平和委屈，心里堵上了棉花一样难受。但一个七尺男儿，怎能为一个职称长吁短叹呢?我拿起阿Q的法宝，安慰起自己来。
    我只上过六年小学，两年简师，不过是个初中二年级的文化水平。教初中已是抬举我了，又何谈一级二级?这样一想，也算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心里便坦然多了。
    于是一切照旧，写教案、上课、批改作业，像过去的30年一样。语文、政治是中考科目。为了减轻学生的复习负担，我除了要讲授新课，还得反复翻阅三年的课本，尽量地缩小范围，把考试重点找准确。其中的辛苦只有自己知道。农民的孩子出路不多，念书算是最好的一种。我是农民的孩子，也爱这些农民的孩子。为了他们的美好前程，我忘掉了个人的荣辱得失。

   岂料，我在学校的处境越来越不妙。评上中级职称的同事们，课余时间在一起有说有笑，优越感、幸福感十足。我被冷落一旁。友好被同情和怜悯所代替，周围的目光变得复杂起来。我感到了无形的压力，情绪不由得低落。这并不是我的夸张，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对此应深有体会。
    虽然在人前，我还是装作无所谓的。但我开始躲避我的同事们，以免遭受他们那种目光。接着来了一位联校校长，属于思想活跃、年轻有为的一类。他新人新思想，上任三把火，亲自为中心校筛选初三毕业班的老师。这位联校长了解到我的学历和职称，认为我教初三的语文、政治不甚稳妥，教小学甚至也有些问题，便说我年纪大了，分配我代了体育课。我像被人从讲台上扔了下来，失落和悲愤充斥着我的内心。但我也明白适者生存的道理。体育就体育，教好体育照样不错。农村学校的体育课，不过是学生到操场玩上一堂课。除了满地的碎石子，操场上没有一件体育设施。学生们追逐嬉戏，砸个沙包，跳个绳子，便是体育课。已过知天命的我，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蹦蹦跳跳。我在朔县师范学过一些体育常识，便利用三分之一的时间给孩子们讲一讲，比如如何跳高，如何跳远，如何扔铅球，如何扔铁饼，篮球怎么打等等。对孩子们来说，这不过是画饼充饥，他们却听得十分入迷、专注。我的体育课其他老师不能随便侵占，这是我的原则。这大约也引起了某些老师和领导的不快。
    1993年下半学期开学，学校通知我到8里外的车道口小学任教。对我来说，这已算不得什么。车道口学校的校长是我的老相识，非常欢迎我，又叫我代主课，四年级的语文、数学，但我已经心灰意冷。教主课，怕耽误了孩子们。这位老兄软缠硬磨，我最终又同意了。第二年(1994年)，开学的前两天，新上任的中心校长姜福到了我家，请我代初三班的语文，并说，联校长也同意了。我那时已申请了提前退休，就如实对姜福说了。并告诉他另请高明吧。他一听急了，说了一大堆“帮忙”“面子”之类的话。刚刚结束的中考，中心校一百多个毕业生，只走了一个中专，可谓惨不忍睹。
    话说到这里，又是多年的交情，我不好再推辞，就又回到中心校教初三的语文。
    1995年3月，教育局批准我提前退休。我还是把这一届毕业班代完。7月，学生们参加了中考后，我离开了学校。退休时，我是中教二级。
    以上便是我在职称评审制前后的不同遭遇。评审前我是一位好老师。评审之后，我因为职称受到歧视和排挤，荒废了后面宝贵的10年。下面我谈点对职称制的看法。
    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我认为不宜评审职称，或者不能唯职称论。原因大致有三。一是，他们做的都是基础工作，难度和工作量大体一样，都很辛苦，用职称来区分有失公允。二是，利益驱动，职称铜臭味太重，花钱买职称时有发生。三是，职称评审的唯文凭化，严重挫伤部分优秀老师的积极性(文凭不能完全代表水平，这话大概不是很错)。而且，职称决定收入，部分老师失去了平常心。
    据我了解，农村学校里，有职称的不求进取，但终生受益；没职称的灰心丧气，情绪低落，得过且过。有人引用木匠做风箱的行话来形容：一两酒，一两风；二两酒，二两风。
    有些农村的学校，在校学生越来越少。农民本来收入不高，但为了孩子的前途，舍近求远，把子女纷纷送到私立学校。如我从教多年的中心校，以前在校学生八百余名。其中小学五百名，初中三百多名。现在该校学生不足百名。小学七十余名，初中十八名，初三已空无一人。这种可悲的状况与学校的管理和老师的工作态度是有直接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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